楊冬權：讓檔案、檔案工作、檔案人更出彩

楊冬權同志近照 中國檔案報記者 崔珍珍 攝

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原館局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楊冬權見證了全國檔案事業最近40年的發展歷程，從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后一直供職于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他對檔案工作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近日，中國檔案報記者對楊冬權同志進行了專訪。

以下內容來源中國檔案報，原載于《中國檔案報》2019年10月28日 總第3442期 第 一版

記者：在您任期內，檔案編研和檔案宣傳工作取得了很大發展，能否介紹一下，并談談您的感悟。

楊冬權：對編研這個詞，我現在更喜歡或更傾向于用“開發”來代替。因為我覺得，開發比編研的范圍要更加廣泛一些。這幾年我給檔案干部教育中心的檔案編研班講課時，講的就是檔案開發(而非編研)的各種形式和經驗體會。開發或編研實際上也是檔案宣傳，是對檔案的最 好宣傳。

在檔案開發和宣傳方面，我最 早運用或者說是創造了3種新的形式，這3種形式都是以前檔案界和檔案工作者從未利用過的。一種是文獻電視片和影視光盤的形式，一種是檔案網絡視頻的形式，一種是主持檔案網絡欄目的形式。

由檔案部門主創文獻電視片，我是從1997年開始嘗試的，1999年10月正式播出了第 一部，之后又創作出了十多部，共有1000多集，并大多數發行了光盤。這些文獻電視片，有的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時段播出，收視率高出同期播出的電視劇;有的在全國120多家電視臺聯合播出;有的通過廣播、網絡、光盤等走近人民群眾，形成了立體化宣傳格局;還有的被要求送中央領導同志觀摩。每部電視片的受眾基本都超過1億人次，有的甚至超過10億人次。

檔案網絡視頻是從2008年開始發布的，到2015年，共發布十余部，也有1000多集。其中有的由中央領導同志批示指導，由中央宣傳主管部門主持發布會向國內外媒體推介，并通知中央各大宣傳媒體和全國各主要宣傳單位播發，特別是2014年全年，中央各大媒體和全國各主要宣傳單位，共有2000多家媒體，連續90天，每天聯合發布檔案網絡視頻的內容，把檔案開發和檔案宣傳推向了高潮，創造出檔案開發和宣傳社會影響的新紀錄，形成了檔案開發和宣傳的一個高峰。

主持檔案網絡欄目是今年剛做的。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和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受國家檔案局和中國網的委托，策劃并主持了專題檔案網絡欄目，并先做出了兩個紀念特輯。這個欄目以鑒賞檔案的形式，由我和一位檔案專家，用一件檔案來共同講述一個同這件檔案有關的故事。兩個特輯，第 一個叫“五四運動特輯”，用了7件檔案，講了7個同五四運動有關的故事。第二個叫“新中國這樣走來”，用了70件檔案，講了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新中國成立的70個故事，讓人們看得到新中國是怎樣一步步走來的。這個欄目在中國網和中國雙創網播出后，很快就得到包括人民網、新華網、央視網在內的國內150多家知名網站的轉發，僅中國網和中國雙創網目前的點擊量就已超過7000萬。這說明，這種檔案開發、檔案宣傳的新形式，又受到了社會的歡迎，得到了受眾的肯定。

我的體會是：第 一要選好的選題;第二要選好的時機;第三要選好的形式。選題與時機是相互關聯的，我的好多選題都是為好的時機而選擇的，比如，為了某一重大紀念活動，為了配合某一重要活動的開展等。好的形式，首先是好的傳播形式，要盡量選用當下最 流 行、最 大 眾化的傳播形式。上面我最 先應用的幾種傳播形式，都是電視、網絡這些大眾傳播形式。即使是同樣的選題、同樣的時機，用傳統的和用新型的大眾傳播形式，其傳播效果也會差千倍萬倍。

記者：在近40年的檔案職業生涯中，您對哪些檔案工作的人和事記憶深刻?

楊冬權：按時間順序說，記得比較清楚的有，1992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胡錦濤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全國檔案工作先進表彰會代表，這給全國檔案工作者以極大的精神鼓舞。

1996年，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在北京召開，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出席開幕式并講話，來自100多個國家的2000多名檔案工作者參加會議。我帶外國檔案工作者參觀完中央檔案館后，瑞典國家檔案館館長握著我的手動情地說：“來中國前，我以為檔案工作的典范在歐洲;來中國后，我認為檔案工作的典范在中國。”

2000年，我到西班牙參加第十四屆國際檔案大會，不少外賓見到中國代表團成員都豎起大拇指，夸中國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辦得好，我和其他3位外賓作完報告走下主席臺后，很多代表圍著同我交流并向我索要講話稿全文，這讓我為祖國感到驕傲。

2007年，中央各大媒體在“時 代 先-鋒”欄目宣傳檔案工作者卞峰煜的先進事跡，這是檔案人第 一次同其他行業的先進人物一起走上國家宣傳平臺。

2009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對檔案工作者劉義權的先進事跡作出批示，并到醫院親切看望劉義權，后又親自觀摩根據劉義權事跡排演的話劇《生命檔案》;中央各大媒體分兩天連續在“時 代 先  鋒”欄目播出劉義權事跡，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劉義權事跡報告團成員;劉義權事跡報告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這是檔案人的事跡報告會第 一次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并由中宣部、解放軍總政治部等部門聯合主辦。

2011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參觀中央檔案館和中央黨校合辦的紀念建黨80周年展覽，我全程陪同，并向首長匯報展覽情況。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就充分利用歷史檔案問題作出重要批示，并多次圈閱國家檔案局報送的有關文件;出席了我國和秘魯的檔案合作協議簽署，并詢問我有關檔案工作對外交流的情況;在總書記帶動下，全年黨共有40多人次批閱檔案工作有關文件，把黨和國家關心檔案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中央領導同志親自關心檔案網絡視頻的宣傳，中央宣傳部門主動召開中外記者新聞發布會并通知全國媒體宣傳檔案網絡視頻，使之在全國得到連續90天的廣泛傳播。這些事情都讓我記憶猶新。

記者：您在任上提出的“三個體系”建設成為推動全國檔案事業發展的有力抓手，請您介紹“三個體系”建設提出的背景及背后的思考。

楊冬權：“三個體系”提出后，在全國檔案界影響廣泛。“三個體系”不是一次提出的。2007年，先是提出“兩個體系”。因為當時黨和政府制定出臺了很多惠民利民的政策，為了能夠享受到黨和政府的好政策，很多普通群眾到檔案館去查閱利用檔案。我到浙江調研時看到了這些情況，加上之前聽到的一些情況，便在浙江提出了要建立覆蓋人民群眾的檔案資源體系和方便人民群眾的檔案利用體系。“兩個體系”一經提出，全國檔案工作者熱烈響應，奉為工作指南。

2008年拉薩“3.14”事件和“5.12”汶川地震發生后，由于檔案相繼在社會動亂和自然災害中受到損害，所以在此后的2009年，我又提出了要建立確保檔案信息安全的檔案安全體系。這樣，“兩個體系”變成了“三個體系”。之后，全國檔案界持續推進“三個體系”建設，至2014年，“三個體系”又寫進了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檔案工作的意見》，對全國的影響更為廣泛。我認為，它之所以引起強烈共鳴和廣泛影響，主要是契合了時代的需要和檔案工作的要點，說出了廣大檔案工作者的心聲。

記者：請您談下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檔案工作的意見》的背后工作及對全國檔案事業的影響。

楊冬權：《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檔案工作的意見》是新中國檔案史上一個非 常重要的文件，對檔案工作提出了新的指導思想和全面系統的要求。文件制發中有過波折。2009年，我開始主持起草，經過廣泛征求意見和多次修改后，于2010年報中辦和國辦簽發，但當時，分管檔案工作的領導令計劃不同意，而是改讓中辦秘書局另行起草了關于加強黨委辦公廳系統檔案工作的意見，并于2011年同其他幾個文件一起在全國黨委秘書長會議上討論。我在會上公開發言，反對下發這個單獨針對某個系統檔案工作的文件，因為這不符合我黨一貫的“黨政檔案統一管理”原則，會給全國檔案工作帶來混亂。所以，會后這個文件就沒有下發。栗戰書同志擔任中辦主任后，決定把這一文件退回由國家檔案局修改。我們又經反復修改后，于2014年由中辦、國辦聯合下發。這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黨和國家關于檔案工作的最重要文件。

文件的核心內容可歸納為3句話，即“完善體制機制，健全‘三個體系’，加大支撐保障”。這3句話包括了5個方面，它們共同組成了檔案工作之“本”。為了易記，我曾用“本”的5個筆畫來代表這5個方面：上面的一長橫代表體制、機制，是起頭的、領路的;中間的一豎代表安全體系，因為安全是檔案工作的中心;左邊的一撇代表檔案資源體系，右邊的一捺代表檔案利用體系，而一撇一捺又正好是一個“人”字，表明檔案資源體系和利用體系都要以人為本，最后一短橫，代表支持保障，它雖在最后，但沒這一筆，就不能成為“本”，而成為“木”，因此，它又很關鍵。這個文件，對全國檔案工作也產生了很大影響，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坐著公交車也要打開手機寫稿，加班加點不分晝夜，是楊冬權同志的工作常態。為了辦好一件報送中央的檔案專題參考材料，他曾連續72個小時沒休息，材料報走了，他也發燒病倒了;他也曾7天長假不下樓，在家創作檔案文獻電視片腳本;他也曾因連續在通風不好的地下室為電視片配音而暈倒在飯桌上……這種孜孜不倦、高度負責的精神背后，支撐他努力工作的強烈信念就是“讓檔案活起來、亮起來、火起來”“讓檔案、檔案工作、檔案人更出彩”。在被問到對年輕檔案工作者的期望和寄語時，他不假思索地笑著說：“超過我們這一代!”